跟着总书记看中国丨谁不说俺家乡好

大银行的支配地位还来自于4个因素：一是客户迁移的交易成本，不是万不得已客户不愿轻易改变开户银行。

中国能不能就此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就要看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强国理论。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强国家就开始将其经济理论逐渐普遍化，向全球传播与渗透。

美国军费开支占GDP4.4%，他是中国4倍。乌克兰问题的背后是中俄试图联合欧洲冲击美国整个TTIP结构。美元与大宗商品、原油、黄金、粮食以及新兴市场的股市指数往往有着高度相关关系。特殊机制一：要求美国发行奥巴马债券以对抗汇率风险。只要美国有霸权思想，中国和俄罗斯永远是他打击和肢解的对象。

每次美元贬值，都给世界某些角落带来泡沫。如果美国有发行奥巴马债券的意向，接下来中国可以提供两种可供选择方案：第一套方案：直接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由此不难理解，在现实的证券市场上，每项政策出台后的结果为什么总是出乎政府的意料。

借助于授信人与受信人的关系，货币及其背后代表着的实物资源得以流动，最终结果是效率改进和财富增加。兰格（Oskar Lange）提出国家计划部门可以运用大型计算机，通过计算求解一系列联立方程组，以模拟市场，确定价格、工资和利率，从而平衡供给和需求，进行合理的经济核算并解决资源配置。无论这种理性（考虑公共利益）是否适当，证券市场还是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起来，很难再返回到起点。各种各样的利益要求（在形式上，一个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对于逐利机会的创造）成为经济系统运转发展的原动力。

如果认为证券市场在未来应有一定的地位，就有必要开始放松管制（deregulation）。这一命题成为计划经济的根基，但随后，针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使我们看到了这种理性的局限性。

原因在于市场规律本是各种市场主体行为的综合表现，政府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对其他市场主体行为产生影响。计划经济认为，个体理性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无序，能为政府理性所弥补乃至消除。从某种角度看，这种认知有其合理之处，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则有较大局限。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只应是人们之间相互管束的形式之一，它既不是政府的首要职能（保护产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契约关系），也不是市场的首要约束（自律与契约）。

但是，目前是否真正准确把握了对这种理性的认识还是个问题。在集中计划体制下，决策出了问题，不是因为体制的弊病，而是因为计划不科学、政策失误、管理者素质差，等等，换上一个更好的专家就行了，因为只有中央计划者与管理者所组成的政府是有理性的。实际上，我们已取得的改革成就，绝大多数出于当事人自己的创造。另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的产生自然有经济上的内在要求，但要求并不等于条件具备，政府在推动市场建设时，是否注意创造了必要条件？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后者可能意味着新兴市场中，投机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组成的政府或计划当局，第一能够知道民众的物质与文化需求和偏好，从而能够知道所谓的社会福利或全民利益是什么。另有人说：基辅的数学家已计算过，仅仅为乌克兰编制一项精确的、十分完整的物资和技术供应年度计划，就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工作一千万年。

这加剧了个体理性对政府理性的不信任感。而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则欠缺这一基础——信用关系混乱之极在现实生活中不乏其例（比如债务链），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要求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做长期投资是不切实际的。

现代经济分析用效用最大化代替了传统的利润最大化假定，理性被理解为人能根据自己面对的约束来作出反映一系列欲望、期望与偏好的选择，且能做出的选择宁愿更多，而不是更少（Becker，1976）。改革所带来的各阶层分化，也使得政府理性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奥尔森指出由于个体之间协商需要成本，从而很难达成一致以获得集体产品（Olson，1965）。应该承认，改革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某种自上而下、有领导、有步骤进行的办法，甚至要强制执行。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规范并非当前理想的政策出发点。这里，理性的含义是社会（全体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三个阶段保持大体的先后关系，可以说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重要基础。关于这一点，1995年春我曾向来北京参加海峡两岸证券及期货市场发展研讨会的台湾财政部常务次长、证管委主任戴立宁教授请教。

工具的欠缺决定了市场功能的欠缺，而工具的欠缺又反映市场中介的职能受限。而政府也发现，本来应该间接管理的市场，自己却越陷越深，动用了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预手段。

与此同时，政府还是个市场的管理者。表面上证券中介机构的业务范围不受限制，但事实上除了股票的承销及自营代理交易外，其他业务基本无法展开。

总之，父母与儿女的观点可能完全是相异的，但并不能说明儿女的抉择就没有道理。而个人却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究竟是什么，或仅知道眼前利益而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导致非理性。在东方封建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中，这个情节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证券主管部门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对投资者干预较多。证券中介的活动处于雷区之中，稍微不慎就有违法、违规的嫌疑。

其次，它代表决策群体及其所处的小集团利益。如果我们把出发点定在发展上，就会发现目前的证券市场远未满足经济的内在要求：投资融资工具少，品种（工具的风险与收益组合）单一，企业所真正需要的全方位财务顾问难以找到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在股票市场上，信用是可以管制的，因而沿用计划经济下的一些传统手段对其进行管理，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忽略个体理性存在而导致的理性谬误。经济学有一条近乎公理性质的命题：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含义简单地说是其行为准则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标准。

信用机制的完善与否决定了市场的发达程度。政策限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中介被迫集中在有限的业务活动中，恶性竞争不断。

在我们看来，这种利益边界理应代表公共利益，然而事实上它是分层的。只有处在各种特殊条件下的当事人自已，才知道最合适的体制和管理方法，知道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措施，就像每个人最知道自己的需求和偏好一样。政府也是系统内生的，又如何对经济系统实施控制呢？在我们以国家的名义颁布一个又一个法令，对本属市场化的行为作出行政限定时，有否考虑到这一点呢？破除了计划经济的神话后，理性的谬误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在承认市场的同时，认为政府是一个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独立者。更何况由于目前银行、保险与证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做到完全彻底的分离，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计划的思维定势导致一些人认为政府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用传统的计划办法来管理甚至任意废立市场。（亚历克·诺夫，1979） 除了政府的理性并不完全，而是有限的以外，政府也并不总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

希望方案一出，人们都按此统一行动。前苏联经济学家诺沃日洛夫在1964年曾引述一位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卢什科夫的一句话，说用当时的办法编制计划，全苏联人民都投入到编制计划的工作中去，也要到1980年才能编成1964年的计划。

米瑟斯（Mises）把最大化行为当作人类行为的基本逻辑来看待，认为这一逻辑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前提。作为小集团利益的代表，统治阶级亦应对政府理性持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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